自2003年“胡润强势榜”出台以来，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就一直高居榜首。

从留下“固守稳健、谨慎行事、决不投机”训诫的荣熙泰算起，荣智健是荣家的第四代传人。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荣熙泰的次子。荣智健是荣毅仁的长子，也是唯一的儿子，1942年生于上海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荣家因为积极配合公私合营，得到优厚的经济补偿和政治待遇，凭借高股息继续享受优越的生活，荣毅仁还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。这一切给衔玉而生的荣智健提供了成长为“贵族”的环境：宅院幽静如画；典雅古朴的厅堂内陈设着名贵家具、瓷器、古玩和名家书画；居有佣人、出有专车。在当年的上海，荣智健是知名的“公子”：开红色皮座敞篷跑车，出手大方。不过，荣家对子弟的管教却很严厉。荣智健孩提时代不听话时被打屁股、关黑房间是经常的事。

贵族淬火

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到来后，荣智健离开水电部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，多了一段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、睡东北大炕的经历。次年，又被“下放”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“劳动教育”，在山间搬机器、挖土方、抬石头、架设高压电缆……1972年，30岁的荣智健调回北京电力系统从事科研工作。如果他7岁时就失去优越的生活环境，就很难养成雍容的气度。而8年艰苦的基层工作像是对他这个“贵族坯子”的深度淬火。

解放前的巨富商贾常在香港置办产业，改革开放后，他们的子弟纷纷到港打理。1978年夏，36岁的荣智健独闯香江，凭借父亲荣毅仁在港积下的几十万元资本，与两个堂弟开办电子厂，生产电容器、电子表、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等产品。对大陆市场的了解和天赋的商业才智，让荣智健得到了他的第一桶金。

话分两头。1979年10月，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创办了中信集团这个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“特别窗口”。荣毅仁的特殊身世、遍及世界各地的亲属和天赋的商业智慧，对帮助当年的中国打开经济之门意义非凡。跟随荣毅仁一起创业的有时年38岁的王震之子王军。王军借来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借给公司的1000万元个人存款，创立之初可调用的资金仅3000万元。到1984年，国家投入中信的资本总值为1亿元，此后再无现金投入。

1986年，在商海中搏击了8年、身家逾4亿港元的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，那年他44岁。

中国的“窗口”

1987年2月，中信香港改组，荣智健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。荣智健向北京中信提出的要求只有两个：人事和经营决策权。中信香港从此步入荣智健时代。

荣智健瞄上的第一个目标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国泰航空，他顶住不同意见，亲赴北京向父亲交了“军令状”，从而获得了8亿元资金。最终购得国泰航空12.5%的股权，成为第三大股东。

1989年6月5日，香港恒生指数狂跌21.57%，荣智健抓住机遇斥资103亿港元购得20%股份，成为了第二大股东。这一次的“便宜行事”，越过了不少审批环节，最终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才算没有酿成事端。

经过一系列大收购，中信香港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，成为中资公司中的航空母舰。但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，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。荣智健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“躺”在政府身上，而是积极谋求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平台——上市公司。

在荣毅仁的老朋友、时任中信董事的李嘉诚指导下，荣智健选定了泰富发展。1990年1月，中信香港向泰富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。经过一系列运营，中信香港如愿成为泰富第一大股东，拥有49%股权。荣智健成为“中信泰富”的董事局主席。

中信泰富平台甫一完成，另一个蛇吞象的惊人之举就启动了。创立于1946年的非上市公司恒昌是港资第一大贸易行，有7家全资子公司，其中经营汽车和零售业的“大昌行”年营业额即达100亿港元。恒昌的老板何善衡年高力衰，后辈中也没有可以传承其衣钵的人选，遂传出变卖资产的“流言”。这样一块肥肉待价而沽，香港各大家族都跃跃欲试。李嘉诚再次发威，联合郑裕彤、郭鹤年，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组建财团——GreatStyle，以69.4亿港元购得恒昌97.12%的股权。其中中信泰富占36%，荣智健个人另外认购了6%（代价为4.2亿港元）。收购完成后，中信泰富用恒昌持有的现金派息，使后者市值大减。1992年1月，中信泰富又以通过增发从股市上圈来的25亿港元，收购李、郑、郭三富豪手里的恒昌权益，将整个恒昌纳入囊中。

两轮资本运作下来，中信泰富市值暴涨10倍、达87亿港元，从蚊子变身为大象，并于1992年成为恒生指数33支成份股之一。1993年1月，中信泰富以87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讯12%股权。1994年2月，中信泰富又以35.5亿港元购得香港兴业国际集团的愉景湾物业发展及有关业务的50%权益。香港各界再无人敢小看中信泰富这个开放中国的“窗口”了。

李嘉诚的援手固然出于对祖国的感情和与荣毅仁的私交，但荣智健的才华、品性，特别是让李嘉诚不“白帮忙”的巧妙安排，才是双方默契配合的关键原因。仅收购恒昌一役，李嘉诚半年就赚了2.3亿港元，资金运营的年收益率近27%。

商海搏击

如果说当年中信香港崛起得益于“中信”背景和李嘉诚等友好人士的鼎力帮助，后来，由于宏观政策和微观结构的变化，中信泰富基本上要凭自己的力量在商海中搏击了。

宏观方面，相关部门曾明确表示，中资公司在香港将完全按自由经济方式参与竞争。微观方面，中信泰富完成了中资公司第一宗准MBO（管理层收购）。1993年，荣毅仁因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董事长。1996年，中信集团资金紧张，董事长王军将所持3.2亿股中信泰富股份低于市价25%出售给荣智健、范鸿龄等65位管理层。其中荣智健购入2.91亿股，成为第二大股东。这笔钱的绝大部分当然也是借的。后来，荣智健又在股价波动之际购入部分中信泰富股票，个人持股总数超过4亿股。

“人到五十五，好比下山虎”。意气风发的荣智健，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了。中信富泰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，从房地产、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、发电，包罗万象。发电方面：1998年其参股企业的总装机容量近1万兆瓦；基础设施方面：香港东区和西区的海底隧道，上海三桥二隧，重庆长江大桥，无锡自来水厂等；民航：控制国泰、港龙两家航空公司及香港空运货站；贸易方面：大昌行传统强项汽车及食品分销在香港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；房地产开发方面：愉景湾、洪水桥、又一城、中信大厦等项目及大片土地储备。

但人算不如天算，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，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，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。股价如果大跌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会被“斩仓”还债。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，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公司被“清盘”。危急关头，来自中央政策的资金“扫盘”(吃尽抛单)助泰富渡过险关。荣智健在股权方面的“野心”被搁置了起来。

加入WTO后，中信泰富的外资身份使其试图进入固网业务的努力无功而返，不得不以保本价出让全国光纤网“奔腾一号”80%权益。这一消息曾使中信泰富股价在一日之内重挫9.44%。国家电力改革尚在布局之中，中信泰富在这一领域也暂无大的施展空间。2006年中报披露，出售处于亏损状态的吉林电厂60%权益。航空方面，中信泰富亦呈战略退缩态势。2006年6月，在国泰、港龙两家航空公司重组中，泰富将其在国泰的股权从25.4%降到17.5%，同时出售所持的28.5%港龙权益，总套现额逾50亿港元。

荣智健率中信泰富左冲右突，但绝不是盲目扩张。从参股国泰、收购恒昌到布局电力和基础建设行业，他选择的投资项目都建立在对宏观大势的把握之上，且被并购企业都有相当好的造血功能和发展前景。中信泰富涉足行业及参股、控股模式层次分明，一丝不乱。2006年上半年，中信泰富营业额和净利润分别达到229亿港元和36亿港元，是名副其实的蓝筹股。而当目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，或发展前景不明朗时，则果断收缩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荣智健近20年来的运作尽显大家风范，经典案例之多足可以写一部教科书。

中信泰富猜想

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，家电、汽车等行业对特种钢的需求不断增加。特种钢冶炼的资金、技术门槛极高，行业增长空间及边际利润与普通钢不可同日而语。中信泰富以惯用的大手笔并购，迅速树立了行业龙头地位。1993年开始涉足的特种钢铁业务逐渐成为中信泰富的新主业。

2004年1月，中信泰富间接取得大冶特钢9.4%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。最终持有大冶特钢58.13%。2005年6月，石家庄钢厂80%股权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，中信泰富又以12.82亿元得手。至此，中信泰富特钢产业规模已位居全国第一。

2006年3月，中信泰富竞得澳大利亚50亿吨磁铁矿开采权，保证了旗下特钢企业长期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。从电信、航空战略退缩并巨额套现后，中信泰富手握资金突破百亿。

中信泰富最大的变数是在股权层面。2006年7月，建行行长常振明又回到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。常振明此番受中央委派，将率总资产8000亿元的中信集团海外上市。深谙海外资本市场规则的常振明，非常有可能利用中信泰富这个现成的平台，以吸收合并模式渐次装入中信集团资产。

另一方面，荣智健也快到65岁了，他的儿子荣明杰早在1993年就已加入中信泰富并历任要职。1996年购得中信泰富18%股权后，荣智健应该有过进一步增持，将泰富彻底改制为家族企业的设想。但从历史和现状来说，中信泰富的国有属性不会轻易改变，荣智健套现退出也许是明智之举。现在，他手里的中信泰富股票可变现百亿，一定能够率领儿孙为荣家打下万世基业。（摘自《商界评论》）